24小时热线:

产品展示

民初那些文人与他们的稿费
发表时间:2018-01-09  浏览次数:

     
     1897年,福建举人林纾为排遣母亡妻丧之痛,与友人王寿昌合译了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。该小说出版后,著名报人汪康年看到其中商机,拟以重金买下版权重印,并事先在报纸上宣传。林同意此事,独对“润笔”坚辞不受,多次去信要求汪登报声明。1956年,存款逾万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后,为减少国家负担,主动申请不拿工资专事创作,靠稿费养家。自古以来文人耻于谈钱,对鬻文换财尤为不屑,然而短短数十年时间,文人卖文从有辱斯文、壮夫不为到理直气壮、天经地义,发生了惊人逆转。这一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事情得从清末说起。
     林纾
     自谋出路的群体
     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,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他们标榜耕读,多是乡间读书人,通过考试制度被选拔入城市做官,任职一定期限再告老还乡。这个群体似开放又封闭,开放是指出身不论贫富只要读书有成,都能跻身士子群体;封闭则是读书人基本都以“学而优则仕”为谋生途径,“布衣卿相”为终极梦想。
     清朝在制度上多继承明朝,考试也不例外。科举制既是清廷笼络读书人的重要手段,也是读书人改变自身现状的最佳途径。对于底层读书人而言,“布衣卿相”抛却堂而皇之的人生抱负,更关乎实实在在的利益。科举考试依据级别和成绩大致分为秀才、举人和进士。“学而优”从政治角度看,读书人只要考中秀才,就能享受一定的“政治待遇”和生活补贴;考中举人,则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;若能进士及第,没有不做大官的。“学而优”从经济角度说,只要考中,回报巨大:在书院教书,年收入约100两白银,知县幕僚250两,地方高官幕僚和学官1500两,知县3万两,巡抚每年保守估计18万两。即便终生考场失意的读书人,也可通过科举制度衍生出的职业——塾师,维持生计,年收入在30两到150两不等。而当时中农一年收入仅在3350两之间。收入相差如此悬殊,无怪乎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了。
     然而1905年9月20日,清廷一纸谕令让有着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走到了尽头:“自丙午科为始,所有会试一律停止,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。”这对读书人群体在精神和物质上不啻于毁灭性打击。为后世留下《退想斋日记》的山西塾师刘大鹏,生动记载了当时闻得确证消息后的反应。由于信息不畅,刘大鹏得知此事已在朝廷颁布谕令的一个多月以后。出身贫苦的他在日记中直言“心若死灰”,且道出了大多数寒门士子的心声:“科考一废,吾辈生路已绝,欲图他业以谋生,则又无业可托,将如之何?”
     尽管清廷于1906年出台了善后政策,让广大士人参与考职和优拔贡考试,且扩大录取名额,并在考试和任职上都给予方便,但毕竟僧多粥少。而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剧和新式学堂的兴起等,旧式读书人的唯一退路——塾师——也被堵死。作为“四民之首”的士人,第一次被迫放弃读书求仕的传统,开始寻求其他谋生之道。
     脱贫致富的捷径
     在生活这本大书面前,只会皓首穷经的士子们显得手足无措。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读书人的职业转向也无外乎行医、业商和游幕。行医和业商需要资本积累,非朝夕能成事,难救眼前之急。至于游幕,国门大开的时代背景下要懂西学、明时局,更非普通士子所具备。苦于谋生的读书人四处碰壁之后,赫然发现:自己在捧着金饭碗要饭。
     此时清廷开始着意改革、放宽言论,列强势力涌入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勃兴和现代都市崛起,加之印刷技术提高、书报成本降低,又有1903年梁启超力倡“小说界革命”的推波助澜和1910年《大清著作权律》对著作和稿费的法律保障,文化消费市场逐渐形成并有利可图,报纸杂志纷纷创立,稿件需求随之激增且价钱不菲。1907年小说期刊《小说林》创刊,公开“募集小说”,采稿酬资“甲等每千字五圆;乙等每千字三圆;丙等每千字二圆”。这是目前能查到的最早小说稿酬标准。另据包天笑回忆:“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,普通是每千字二元标准,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。”书店报馆给名家开出的稿酬更高。商务印书馆给林纾的是千字6元,给梁启超则高达千字20元、专著可抽版税40%。
     辛亥革命以前物价很低,一块钱能买五六十个鸡蛋,4块钱能买一担大米。让人艳羡的巡警道署科员,月薪不过十二元。即便迟至1918年,据清华大学外国教员狄登麦在北京西郊的抽样调查,五口之家要维持一年最低生活水准也仅需100元,每人每月所需不到两块钱。一篇小说就可轻松斩获五块大洋,对身无长技的文人而言,再没有比这赚钱更轻松的了。
     现实生计压力及商品经济对传统“轻商”观念的冲击等,使文笔较好的士子率先摒弃以鬻文为耻的古旧思想,纷纷当起职业写家,不少人因此致富。如因翻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成名的林纾,尝到甜头后放弃十余年对进士及第的执着,绝意仕途一心译述,至1906年已有50余种翻译小说面世,一生译著181部,自译起平均每年8部。所译小说每部均在20万字左右,全由商务印书馆收购。据陈明远先生考证,按千字6元计算,每部稿酬1200元左右,合今人民币6万元以上,林纾十几年稿酬已逾20万大洋,合今人民币1000万以上。如此高额收入,以至于林的老朋友陈衍将其书房戏称为造币厂,意“动即得钱也”。
     文人来钱如此之快,时人余明震在1907年撰文这样感慨作家职业:“不假思索,下笔成文,十日呈功,半月成册,货之书肆,囊金而归。从此醉眠市上,歌舞花丛,不须解金貂,不患乏缠头矣。”
     泥沙俱下的高产
     在高额稿酬刺激下,这一时期的文人迸发出了骇人的创作力,产量之丰足以让后人“惊为天人”。除了前面所提年均8部的林纾,又如“通俗文学之王”包天笑,一生创作翻译长短篇小说400余部,同时还写下大量诗歌、戏剧、散文和掌故回忆;扬州才子李涵秋耕耘文坛18年,创作中长篇小说36部、诗集5卷,还写下不少杂著笔记,主编《小说时报》期间同时为6家报纸写长篇连载小说;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则更绝,一生发表两千多万字,创作中长篇小说120多部,巅峰期同时为7家报纸写长篇连载。
     优酬自然催生高产,但高产未必优质。文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,创作时少了那份精雕细琢的耐心,急功近利一味追求数量,作品泥沙俱下。好些作家成名之后粗制滥造草率成书,趣味恶俗不堪卒读。大名鼎鼎的林纾亦是如此。林纾早年家累极重仍拒收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的巨额润笔,晚年却“老来卖画长安市,笑骂由他耳半聋”,商务印书馆仅1912年“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。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、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”。董事长张元济在日记中记载:“竹庄昨日来信,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、又多错误、且来稿太多。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、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。”“林琴南译稿《学生风月鉴》不妥、拟不印。《风流孽冤》拟请改名。《玫瑰花》字多不识,由余校注,寄与复看。”可见,商务印书馆高层对林纾晚年译作颇多抱怨,碍于有约在先,才勉强收购。
      1897年,福建举人林纾为排遣母亡妻丧之痛,与友人王寿昌合译了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。该小说出版后,著名报人汪康年看到其中商机,拟以重金买下版权重印,并事先在报纸上宣传。林同意此事,独对“润笔”坚辞不受,多次去信要求汪登报声明。1956年,存款逾万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后,为减少国家负担,主动申请不拿工资专事创作,靠稿费养家。自古以来文人耻于谈钱,对鬻文换财尤为不屑,然而短短数十年时间,文人卖文从有辱斯文、壮夫不为到理直气壮、天经地义,发生了惊人逆转。这一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事情得从清末说起。
     林纾
     自谋出路的群体
     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,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他们标榜耕读,多是乡间读书人,通过考试制度被选拔入城市做官,任职一定期限再告老还乡。这个群体似开放又封闭,开放是指出身不论贫富只要读书有成,都能跻身士子群体;封闭则是读书人基本都以“学而优则仕”为谋生途径,“布衣卿相”为终极梦想。
     清朝在制度上多继承明朝,考试也不例外。科举制既是清廷笼络读书人的重要手段,也是读书人改变自身现状的最佳途径。对于底层读书人而言,“布衣卿相”抛却堂而皇之的人生抱负,更关乎实实在在的利益。科举考试依据级别和成绩大致分为秀才、举人和进士。“学而优”从政治角度看,读书人只要考中秀才,就能享受一定的“政治待遇”和生活补贴;考中举人,则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;若能进士及第,没有不做大官的。“学而优”从经济角度说,只要考中,回报巨大:在书院教书,年收入约100两白银,知县幕僚250两,地方高官幕僚和学官1500两,知县3万两,巡抚每年保守估计18万两。即便终生考场失意的读书人,也可通过科举制度衍生出的职业——塾师,维持生计,年收入在30两到150两不等。而当时中农一年收入仅在3350两之间。收入相差如此悬殊,无怪乎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了。
     然而1905年9月20日,清廷一纸谕令让有着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走到了尽头:“自丙午科为始,所有会试一律停止,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。”这对读书人群体在精神和物质上不啻于毁灭性打击。为后世留下《退想斋日记》的山西塾师刘大鹏,生动记载了当时闻得确证消息后的反应。由于信息不畅,刘大鹏得知此事已在朝廷颁布谕令的一个多月以后。出身贫苦的他在日记中直言“心若死灰”,且道出了大多数寒门士子的心声:“科考一废,吾辈生路已绝,欲图他业以谋生,则又无业可托,将如之何?”
     尽管清廷于1906年出台了善后政策,让广大士人参与考职和优拔贡考试,且扩大录取名额,并在考试和任职上都给予方便,但毕竟僧多粥少。而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剧和新式学堂的兴起等,旧式读书人的唯一退路——塾师——也被堵死。作为“四民之首”的士人,第一次被迫放弃读书求仕的传统,开始寻求其他谋生之道。
     脱贫致富的捷径
     在生活这本大书面前,只会皓首穷经的士子们显得手足无措。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读书人的职业转向也无外乎行医、业商和游幕。行医和业商需要资本积累,非朝夕能成事,难救眼前之急。至于游幕,国门大开的时代背景下要懂西学、明时局,更非普通士子所具备。苦于谋生的读书人四处碰壁之后,赫然发现:自己在捧着金饭碗要饭。
     此时清廷开始着意改革、放宽言论,列强势力涌入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勃兴和现代都市崛起,加之印刷技术提高、书报成本降低,又有1903年梁启超力倡“小说界革命”的推波助澜和1910年《大清著作权律》对著作和稿费的法律保障,文化消费市场逐渐形成并有利可图,报纸杂志纷纷创立,稿件需求随之激增且价钱不菲。1907年小说期刊《小说林》创刊,公开“募集小说”,采稿酬资“甲等每千字五圆;乙等每千字三圆;丙等每千字二圆”。这是目前能查到的最早小说稿酬标准。另据包天笑回忆:“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,普通是每千字二元标准,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。”书店报馆给名家开出的稿酬更高。商务印书馆给林纾的是千字6元,给梁启超则高达千字20元、专著可抽版税40%。
     辛亥革命以前物价很低,一块钱能买五六十个鸡蛋,4块钱能买一担大米。让人艳羡的巡警道署科员,月薪不过十二元。即便迟至1918年,据清华大学外国教员狄登麦在北京西郊的抽样调查,五口之家要维持一年最低生活水准也仅需100元,每人每月所需不到两块钱。一篇小说就可轻松斩获五块大洋,对身无长技的文人而言,再没有比这赚钱更轻松的了。
     现实生计压力及商品经济对传统“轻商”观念的冲击等,使文笔较好的士子率先摒弃以鬻文为耻的古旧思想,纷纷当起职业写家,不少人因此致富。如因翻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成名的林纾,尝到甜头后放弃十余年对进士及第的执着,绝意仕途一心译述,至1906年已有50余种翻译小说面世,一生译著181部,自译起平均每年8部。所译小说每部均在20万字左右,全由商务印书馆收购。据陈明远先生考证,按千字6元计算,每部稿酬1200元左右,合今人民币6万元以上,林纾十几年稿酬已逾20万大洋,合今人民币1000万以上。如此高额收入,以至于林的老朋友陈衍将其书房戏称为造币厂,意“动即得钱也”。
     文人来钱如此之快,时人余明震在1907年撰文这样感慨作家职业:“不假思索,下笔成文,十日呈功,半月成册,货之书肆,囊金而归。从此醉眠市上,歌舞花丛,不须解金貂,不患乏缠头矣。”
     泥沙俱下的高产
     在高额稿酬刺激下,这一时期的文人迸发出了骇人的创作力,产量之丰足以让后人“惊为天人”。除了前面所提年均8部的林纾,又如“通俗文学之王”包天笑,一生创作翻译长短篇小说400余部,同时还写下大量诗歌、戏剧、散文和掌故回忆;扬州才子李涵秋耕耘文坛18年,创作中长篇小说36部、诗集5卷,还写下不少杂著笔记,主编《小说时报》期间同时为6家报纸写长篇连载小说;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则更绝,一生发表两千多万字,创作中长篇小说120多部,巅峰期同时为7家报纸写长篇连载。
     优酬自然催生高产,但高产未必优质。文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,创作时少了那份精雕细琢的耐心,急功近利一味追求数量,作品泥沙俱下。好些作家成名之后粗制滥造草率成书,趣味恶俗不堪卒读。大名鼎鼎的林纾亦是如此。林纾早年家累极重仍拒收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的巨额润笔,晚年却“老来卖画长安市,笑骂由他耳半聋”,商务印书馆仅1912年“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。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、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”。董事长张元济在日记中记载:“竹庄昨日来信,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、又多错误、且来稿太多。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、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。”“林琴南译稿《学生风月鉴》不妥、拟不印。《风流孽冤》拟请改名。《玫瑰花》字多不识,由余校注,寄与复看。”可见,商务印书馆高层对林纾晚年译作颇多抱怨,碍于有约在先,才勉强收购。
     


上一篇:北京考试院详解高考录取照顾政策
下一篇:没有了